1962:在两弹一星的“至暗”时刻

2019-11-03 10:40:16 873次浏览

导读:   图/fotoe1962:在两弹一星的“至暗”时刻《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宋春丹一转眼,已是1962年下半年。这封“绝密件”,从1961年11月起,一直压在了毛泽东的案头。随着中苏全面交恶,1960年7月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成功场景在四川省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展出。图/照片

1962年:在两颗炸弹和一颗星星的“黑暗”时刻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宋春丹

刹那间,已经是1962年下半年了。张爱平的报告《原子能工业建设基本情况和几个紧迫问题的报告》送到中央已经半年多了,但什么也没有发生。

20世纪60年代初,该国处于极其困难的经济时期。关于国防尖端技术应该是先进的、先进的还是先进的,这两种观点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刘少奇指示我们先查明情况。本报告是中央政府委托张爱平撰写的调查报告。

这个“绝密”自1961年11月以来一直放在毛泽东的桌子上。

张爱平将军在遇到焦虑时总是用他在四川的家乡来说:“日复一日,我的心似乎被油煎了。”但是油炸的时刻也是一个转折点。“两颗炸弹和一颗星”的原因将会有很大的不同。

北戴河战役

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作委员会工作会议上,关于这两枚炸弹应该“拆卸”还是“安装”的辩论达到了高潮。一起洗了个海水澡后,每个人都去了会议厅,满脸通红,拍了拍桌子。

争论的一方是法警贺龙、陈毅、聂荣臻和叶剑英,另一方是经济工作的领导。陈毅说:“即使你是一条裤子,你也必须把原子弹和氢弹导弹拿出来!”另一边说,“老板!你最好穿上裤子。你光着屁股不能制造原子弹。”

拆弹倡导者说,原子弹的发展太难了,苏联的援助没有了,有很多技术困难,国家经济困难,工业基础薄弱,在两枚炸弹上花了太多的钱,所以没有这么多的钱,这将影响常规武器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应该暂时拆弹,直到国家经济好转。"你不能为了一头牛而饿死一群羊."这一分析赢得了大多数人的赞同。

当时,各方面的形势确实严峻。

1959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暂停”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和技术数据,以免影响苏联、美国和英国领导人在日内瓦就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进行的谈判(因此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为“596”,又称“智能炸弹”)。在中苏全面敌对的情况下,苏联政府于1960年7月16日向中国发出另一份照会,停止执行援助中国原子能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协议,撤回在中国的所有专家,并终止原定的所有设备和材料的供应。

更严重的是经济形势,那里的食物极其匮乏。1961年1月,中央政府正式决定调整国民经济,指出“应该退休的人应该坚决退休,而且必须退休足够多”。

贺作秀对当时的困难有亲身经历。中苏关系恶化后,他被调回苏联杜布纳联合核研究所工作,在第二航空航天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参与氢弹预研项目。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氢弹前期研究始于1960年12月底,但由于资金原因,只能进行理论研究。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告诉他们:“第一,省钱,第二,省钱,第三,省钱。”

时任聂荣臻办公室主任范继生回忆说,在那段时间,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处于压力中心,极度焦虑。他说,如果我们不能撤退,我们一撤退就会落后,如果我们落后几十年,我们的后代就会责骂我们。“我很焦虑,每次想到这个,我都睡不着。”

聂荣臻在会上说,这两枚炸弹的研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导弹研究所和第二航空部各有数千名大学以上学位的研究人员和一批先进的研究设备。铀资源也能满足需求。这两枚炸弹的研制正在稳步进展。特别是,有一群非常爱国的科学家。这是一个决定性因素,我们现在不能放弃。

会前,他向毛泽东提交了一份关于日本军事工业发展的报告供参考。报告称:“现在是洲际导弹时代,防止洲际导弹的唯一方法就是用洲际导弹反击。因此,不能生产洲际导弹的国家的国防只是一种安慰。”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值得注意和研究。

前核工业部办公厅主任、前刘杰书记李项英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主张下马的主要是负责经济的干部。当时,经济形势非常困难。他们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不一定有足够的远见。如果这两枚炸弹暂时搁置,在该国局势好转之前很难谈论它们。”

当这两种意见相左时,刘少奇发表了讲话。他说,原子能工业的现状是否良好,以及在情况澄清后是否会作出决定。毛泽东同意刘少奇的意见,并在调查清楚后决定。

1966年12月26日,东风3中程地对地导弹首次试飞基本成功,标志着中国导弹技术的新水平。聂荣臻、钱学森、李福泽、任新民等人在导弹发射器前拍照。

“大脑燃烧”报告

在聂荣臻的建议下,中央军委把调查原子能工业的任务交给了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张爱平。

张爱平说,他“只知道土豆,不知道原子弹”。他建议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武汉大学前物理系学生的刘西尧参与调查。军事委员会同意了。离开前,他还特地去看年轻的核物理学家朱光亚,“请让他知道。”第二飞机部部长刘杰陪同调查。

1961年10月9日,张爱平、刘杰、刘西尧乘坐军委派出的伊尔-14专机,从北京出发,视察第二军事机械部主要工厂、矿山和研究机构30多天。

张爱萍每次去一个地方,他只问四个问题:第一,你的任务是什么,你在全局中的位置是什么;二、进展和遇到的困难;第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什么条件,在哪里可以提供这些条件?第四,一旦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任务将于何时完成?

回到北京后,他们向主持军委的聂荣臻和林彪汇报了情况。林彪态度坚决,说:“原子弹必须携带,必须鸣响,即使是用柴火点燃的。”

11月14日,经过共同讨论,以张爱平和刘西尧的名义,向中央政府写了一份“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基本情况和几个紧迫问题的报告”。

这份报告总共约有5000字。它不同于以前最高水平的写作练习。它更像一篇学术论文,充满了数字和技术术语,具有明显的项目可行性证明的特点。

报告指出,经过几年的努力,原子弹已经基本上通过了科学研究阶段,目前的困难更多是可以预测的工程问题。虽然原子弹项目看起来很大,但实际上许多东西都包含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

因此,报告的结论是,中央政府和国务院完全有可能站出来,协调和开展全国性的协调和会议战,并在1964年进行核爆炸。换句话说,问题的关键不是钱,而是决心、组织和合作。

“1964”时间节点是起草本报告时争议的焦点。

在这方面,两个飞机部门以前也讨论过两次。第一次是在1959年。苏联停止提供核武器样本和技术数据后,中国在1962年进行首次核试验的最初计划是无望的。机电工程部向中央政府提出了原子弹制造“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妥善储存”的新理念。中央政府还下令“自己动手,从头开始,并准备在八年内制造原子弹”。第二次是在1960年苏联专家撤离后,第二航空部仍然把目标定在“争取1964年”。这是第三次了。

张爱萍提议写1964年,刘杰提议写“1965年,争取1964年”,刘西尧同意刘杰的意见。然而,张爱平坚持写道,“有可能在1964年进行核爆炸试验。”他说既然他确定,为什么要把它推回去?

报告还计算了细节并分解了任务。

这是一个听起来很可怕的列表。例如,生产二氧化铀所需的特殊树脂(专门用于吸收矿石中的铀)明年需要320吨,而今年只生产了20吨,不到1/16。这一任务在报告中被推荐给工业水平最高的天津和上海来解决。

此外,放射化学工厂(使用化学方法从原子反应堆中提取钚)需要50,000吨钢和10,000吨不锈钢,由冶金部解决。对于所需的82,000件非标准设备,一个机器部门负责42,000件,三个机器部门负责15,003件。所需新技术材料240项,冶金部200项,化学工业部8项,建设部19项,轻工业部11项等。“技术专家、领导干部、医疗和其他辅助人员分别需要增加80%至90%。建议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部署。”

在资金方面,报告估计总共需要778万元,相当于110万卢布,即120万美元。

不难看出这是一份“大脑烧伤”报告。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篇报道才被林彪、贺龙、聂荣臻和罗瑞卿圈住了。送至中央书记处后,邓小平批示:“送至周主席、彭(镇)。没时间了,就看看上一页半吧。”

1961年11月17日,这个“绝密”被送到毛泽东的办公桌前,一直保存到1962年底。

1964年,穿着防化服的张爱平被带到核试验场。照片/新华社

“形势比人好”

当报告被压在毛泽东的桌子上时,国际和国内局势发生了变化。用毛泽东的话说,情况比其他人好。

1962年初,举行了一次“7000人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政府作了书面报告和讲话,指出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不仅包括自然灾害造成的农业失败,还包括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闭幕式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其他地方。刘少奇主持中央政府的日常工作。

4月19日,中央政府决定恢复以陈云为首的中央财政经济小组,负责财政经济工作。陈云指出,要制定重工业和基础建设指标,以“伤筋骨”。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重大调整,进一步缩短工业生产和建设战线,基本建设投资从1961年的123.3亿元减少到1962年的67.6亿元。

大陆严峻的经济形势使蒋介石认为“反攻大陆”的时候到了。1962年上半年,台湾的反攻军事准备达到顶峰。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和南京军区的部队开始在福建集结。战争的乌云正在东南沿海聚集。

中印西南边境的局势也越来越紧张。印度一直在执行“前瞻性政策”。仅在1962年上半年,沿“麦克马洪线”就设立了大约24个新哨所,战争迫在眉睫。

6月8日下午,毛泽东召见杨成武和许尤氏,听取东南沿海局势报告。他说:“尖端武器的研究和试制仍应迅速进行,我们不能放松或下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声明“两枚炸弹”应该继续得到解决。

聂荣臻办公室前主任周俊伦写了一篇论文,称在他看来,毛泽东继续处理这两起炸弹事件的犹豫从此开始消失。

国际形势日益紧张,中央政府正在密切关注第二发动机部的工作进展。周恩来不止一次问刘杰,我们能认识到美国记者阿勒索普关于中国核爆炸时间的猜想吗(他在1962年预测中国将在1964年爆炸一枚原子弹)?

外交部长陈毅也多次问刘杰:“我们的原子弹什么时候响?如果你早点做,我在外面会更强硬。”他还说,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两件事上,一是粮食,二是原子弹。原子弹无法生产,其他一切都是空的。

这些话,让刘杰深深感受到了分量。

1962年8月,刘杰在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写信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建设原子能工业自力更生的报告》,提出最迟在1964年和1965年实现第一次原子弹试验的总体目标,并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回到北京后,刘杰主持了第二军事机械部党组的进一步讨论和修改,经过国防工贸办公室主任罗瑞卿的审阅,他于9月11日以第二军事机械部党组的名义正式向党中央汇报。

“两弹一星”历史研究部文史司司长谢东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刘杰的报告在促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最终决定不“拆除”这两枚炸弹方面发挥了直接而关键的作用。

1958年,中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相继建成。照片/新华社

"中央特别委员会的决定是命令."

10月1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国防办公室关于原子能工业生产建设和原子弹发展的报告。

当罗瑞卿报道“最迟争取1964年和1965年的总体目标”时,刘少奇插话说:“如果我们尽最大努力,1964年爆发是非常好的。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可以在1965年做。但不努力工作是错误的。”刘少奇同意“专门机构应对这两起炸弹事件负责”的建议,他说:“中央政府应该指定一个人对这两起炸弹事件负责。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立一个委员会。我们需要两个委员会还是一个委员会来考虑导弹和原子弹?”

根据会议的决定,10月30日,罗瑞卿向中央政府写了一份关于加强原子能行业领导的报告。报告没有提到1965年的时限,只是说“争取在1964年引爆第一颗原子弹”,并建议成立一个由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的特别委员会,以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

邓小平在11月2日的指示:“我们打算同意,并将其提交给刘主席、周主席和朱主席审查。退休瑞卿。”

第二天,毛泽东读了说明书:“很好,随你便。我们需要协调好这项工作。”在指示中,他划了一条“一九六四年”、“少奇同志原则上同意”和“最好由总理掌握”。他用贺龙、傅春和张爱平的名字画了一条线。他还在前面画了王鹤寿的名字。

关于两枚炸弹“上马”和“下马”的争论彻底结束了。

11月17日,“十五人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担任中央特别委员会主任。正如刘少奇所说,他必须肩负起沉重的负担。特别委员会有七位副总理:贺龙(兼任国防工作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兼任国家计委主任)、李先念(兼任财政部长)、薄一波(兼任国家经委主任)、丁一(兼任中宣部部长)、聂荣臻(兼任国家科委主任), 罗瑞卿(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长)七位部委领导:国防工业局执行副局长赵二禄; 张爱平,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冶金工业部长王鹤寿;核工业部部长刘杰;航空工业部长孙志远;机械工业部部长段君毅;和化学工业部长高杨。

周恩来成立半个多月来,连续主持了三次中央特别委员会会议。

成立当天,周恩来在中南海西华厅主持了中央特别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决定成立专门委员会办公室。罗瑞卿兼任办公室主任,赵二禄兼任执行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张爱平、刘杰、郑含桃兼任副主任。

11月29日,周恩来主持了中央特别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林彪曾提出“两个炸弹第一,导弹第一”的战略思想。在这次会议上,“先夺取原子弹”的战略思想被明确了,因为当务之急是先引爆炸弹,让全世界都能听到。特别委员会要求第二航空部在1964年国庆15周年之际锁定原子弹爆炸的目标。至于运载工具的问题,可以进一步考虑。

会议还要求有关部门挑选500名优秀人才,到12月底,为第二机械部配备1100多套仪器设备,“有些技术设备可以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

中央特别委员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高级别和最权威的工程指挥部。这是一个行政当局。任何决定都将由主管部长当场做出。将根据质量、数量和时间做出决定。刘杰说,许多项目是不可预测的,所以有时当他们在特别委员会会议上被提出来时,会让负责资金的领导感到尴尬。

钱学森曾回忆说:“当时,中央特别委员会决定,哪个单位应该做什么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决定也很简单:在中央特别委员会的哪次会议上,决定如何处理你们的组织,何时完成……不要说为什么,这是命令!中央特别委员会的同志们应该把它带进来。一旦命令被读出,就必须遵守。许多合作都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

在这个系统下,整个国家机器高效运转,就像一个原子核在高速撞击下发生裂变,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一样。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测试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5年3月,中央决定扩大中央特别委员会。“中共中央十五人特别委员会”更名为“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从此,中国的核弹(原子弹、氢弹等)。)、战略导弹、战术导弹、人造地球卫星、核潜艇、核电站和其他尖端科技项目都由该委员会领导。

1965年8月和9月,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核大国向国际组织提交了一份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条约草案。1968年6月,大会批准了1970年3月生效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该条约载有一项规定,即无核国家承诺不发展、接受或寻求获取核武器。

张爱平的儿子张胜和他的父亲讨论过,如果在条约通过之前我们仍然不能制造出原子弹,该怎么办。张爱平说:“那会很麻烦的。周恩来对此很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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