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的留下与归来 为了新中国的农业

2019-10-30 15:42:44 2752次浏览

导读:   近代以来,外忧内患、烽鼓不息,锋镝余生仅可苟活,无暇理田,1949年前的中国农业一派凋敝。1949年6月,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领导和管理高等教育的政府机构——“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在北平成立,当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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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离开学校,我们不想去”——郁达夫

“海外孤儿的生活应该结束了,让我们回到祖国”——唐怡然

“我是中国人,当然想回中国。我的成长是由4亿人的汗水和鲜血养育的”——唐培松

“这个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攻击,农民首当其冲。我们这些学过农业的人应该立即回国,用我们学到的知识帮助广大农民获得帮助。”——曾德超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变化不像1911年的革命——表面上的变化,而是中国几千年来的重大变化”——戴·兰芳。

编者按:

这个国家以人民为基础,人民把食物当成他们的天堂。中国农业几千年来一直徘徊在原始、低效、落后和封闭的耕作模式下。

自近代以来,一直有外部的担忧和内部的麻烦。在我的余生中,我没有时间管理我的领域。1949年以前,中国农业处于衰退状态。从废墟中崛起的新中国有一百个产业要繁荣。如何解决养活亿万人民的问题,无疑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最大考验。现代农业革命的帷幕拉开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境界是改变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探索农业的科学发展。

郁达夫、唐培松、戴兰芳等一大批农业学者,不是从全国各地聚集到北京,就是从海外跋涉归来,建立了新中国第一所国家农业高等院校,为植物病理学、小麦育种、土壤科学、农业化学等现代农业学科奠定了基础。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学生进入大学接触现代农业科学,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一个广阔的领域。

解决民生困难的办法从科学兴农开始。

2019年9月10日是又一个收获季节。农业大学科技园的温室里已经收获了玉米。90岁的金进教授只穿着衬衫和短裤,在他位于农业大学科技园的办公室接待了《新京报》的记者。“我怕热,不怕冷,”这位1949年进入中国农业大学(当时叫北京农业大学)并在该校呆了一辈子的前副校长说。

金进经历了新中国农业教育的整个发展过程。“我在农业大学已经70年了,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在北京已经70年了。但在此期间,我参观了中国的许多地方和许多大师,亲眼目睹了中国农业的成长和发展。”

当然,老人目睹了太多重要的时刻。70年前的10月1日,作为一名年轻的农业学者,金进和他的同学们参加了建国典礼的阅兵仪式,当时有八位农业方面的大师学者站在天安门讲台上。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对农业给予了最大的关注和支持。

中国农业大学校门。由《新京报》记者王伟拍摄

三所学校合并硕士聚集

北京海淀区大学路上的“八所大学”在今天是一个遥远的名词,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它是现代农业和工业的发源地。

在“八所大学”中,农业大学是第一所成立的。

1949年北平解放时,有三所大学设有农业学院,包括刚搬到北京的北京大学农业学院、清华大学农业学院和华北大学农业学院。

1949年6月,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个领导和管理高等教育的政府机构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在北平成立。同年9月10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宣布三所农业院校将合并成立一所农业大学。仅在一个半月内,三家医院的合并和搬迁就完成了。1950年,正式命名为北京农业大学(1995年更名为中国农业大学)。

当时,金进从清华农学院搬到了罗道庄的北京大学农学院,这里暂时是北京农业大学的驻地。

金进教授讲述了农大大学过去70年的故事。由《新京报》记者王伟拍摄

不久前,他刚刚在上海参加了高考,并被清华农业大学录取。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宣布三所学院合并时,金进还在上海。

几天后,金进和700名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的新入学学生登上了神木路通车后的第一列火车。这条铁路还没有完全修好。他们花了两天时间到达前门火车站。“要拿起新车,这辆车是木制的车架,而且还燃烧木炭,你必须用曲柄快速摇动才能启动,路上还停了几次,司机下车才能摇动”。

进入清华农业学院后不久,三所学院开始合并。金进从清华大学搬到罗道庄。当时,罗道庄的基础设施也不完善。秋天下雨,许多学生在泥泞的地面上报告。

即便如此,新生们还是非常兴奋,因为这所新生农业大学聚集了当时中国顶尖的农业科学家。

“当时,北京大学农学院是全国最高的10个系,其中土壤肥料系和兽医学系是中国唯一的两个系。清华农业学院有4个系,但也有一些农业学科的顶尖学者,如唐培松。三所学院合并后,农业大学有了许多新的硕士学位。中国农业大学档案室的刘建平教授告诉《新京报》,当1956年第一批教授被评分时,农业大学有10名一流的教授,仅次于北京大学。

建国典礼上的农业学者

1949年10月1日,成立仪式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时间开始”,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开始了。就在这一天,在天安门广场前见证这一时刻的人群中,有一群农业学者,包括新中国第一批农业科教的创始人,以及刚刚进入农业大学还没有开始学习的年轻学生。70年前令人激动的一幕将被终生铭记。

八位与农业相关的学者登上了天安门门。北京农业大学第一任校委会委员乐天宇和该校院长沈齐一。时任南京大学校委会主席的林业科学家梁Xi、时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的昆虫学家蔡邦华、1951年北京农业大学首任校长孙晓春、1960年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陈袁满、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农业大学和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张赵石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胡子昂分校。

沈齐一后来回忆道,“10月1日,他在天安门讲台上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隆重仪式,听取了毛主席的讲话,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看到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我感到非常激动和荣幸。”

更多的农业学生组成队伍参加成立仪式。目前,合并这三所学校的决定已经宣布,但尚未开始。这三所学校的学生仍然在各自的学院里。但是,在参加创建仪式时,三所学校的师生联合组织队伍,实行统一指挥。

金进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况。“我在清华大学时参加了创立仪式。我们一大早就聚集在前门的一个小院子里。有一个专门放衣服的地方。我们在那里换上了制服。它于下午3点正式开始。当时没有天安门广场,只有天安门广场。前门就在天安门广场前面。我们在前门附近的院子里参加了成立仪式。我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用湖南口音回应每个人,“同志们万岁!”我仍然清楚地记得这些场景。"

1955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国科学院院士首次会议上与戴兰芳先生握手。受访者提供了照片。

同样,1949年入学的张秦湘也是从罗道庄的北京大学农学院出发的。黎明前,她和她的同学出发了。“我们走到游行队伍等候的地方。每个人在路上都准备了干粮和厚衣服来御寒。周围的道路上也有一些临时厕所,以应对游行的紧急情况。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重大活动,我们都没有经验。我们经常找不到人来领导这个团队。即便如此,学生们仍然充满热情,每个人都期待着参加这样一个盛大而重要的仪式。”

来自海外华人家庭的大一新生黄柏慧也是游行队伍的一员。他于1949年来到北京,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每当我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时,我很高兴能在我的名字后面加上‘中国’这个词。”

留下来,为了新中国的农业

在中国农业大学档案馆二楼的展厅里,有一个专门展示中国第一代植物病理学家和农业微生物学家郁达夫生平的版块。它成立于2011年郁达夫诞辰110周年,至今尚未拆除。

郁达夫出生于民国。他于1924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在金陵大学,他主修农业,参加化学。1928年,27岁的他去美国留学。1932年,他获得爱荷华州立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成为美国植物病理学协会的成员。同年他回家了。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他被任命重建北京大学农学院并担任院长。

三所学院合并和北京农业大学成立后,中国农业学科迅速形成,俞大福居功至伟。北京农业大学原党委副书记王步正曾写道,郁达夫在北京大学农学院设立了10个系。“北京大学不仅没有其他学院,全国也没有。历史证明,这为新中国成立后新农学院的系制奠定了基础。”

郁达夫先生将近90岁的时候还在写书。受访者提供了照片。

北平解放前夕,许多学者跟随国民党来到南京,但国民党时期已是中央研究院成员的郁达夫选择留下来。事实上,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不仅选择留下来,而且还为保护学校财产挺身而出。

一九四八年底,北平城外炮声隆隆,解放的曙光迫在眉睫。国民党教育部派人鼓励各大学的教授离开北平,但郁达夫不愿离开。"我们不能离开学校,我们不愿意离开。"后来,南京政府派了一架专机把他带到南京。郁达夫又拒绝了。这时,英国和美国的研究机构也邀请他到国外工作,但都被拒绝了。

1949年三所学院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时,郁达夫被任命为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并被任命为中国第一所国立农业大学。像他一样,戴兰芳、唐培松、应良耕等农学家也选择留下来。其中,戴兰芳和唐培松、郁达夫一样,都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回来建立我们祖国的农业科学。

留在国内的学者正在行动,漂流到国外的学生也在回家的路上。

当时,身为联合国粮食组织畜牧专员的畜牧专家唐怡仁(Tang Yiren)正在美国工作。1949年10月1日成立仪式后,唐怡然毅然离开美国,带着家人回国参加北京农业大学的筹备工作,并担任畜牧系主任。

唐怡然教授1974年生病时仍在写作。受访者提供了照片。

唐怡仁,浙江杭州人,1937年赴英国留学,1947年在美国担任联合国粮农组织畜牧专员。新中国成立后,唐怡然对妻子说:“海外孤儿的生活应该结束了。让我们回到祖国”。

回到家后,唐怡然走遍了沙漠边境和长城外的戈壁,在新疆、内蒙古、青海、宁夏等牧区养羊。即使在晚年,当他因骨髓癌卧床时,他仍然没有停止工作。他填补了中国优良羊毛品种的空白,建立了中国自己的家畜生态。

“这个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攻击,农民首当其冲。我们这些学农业的人应该立即回家,用我们学到的知识帮助广大需要帮助的农民”。这就是农业机械专家曾德超比唐怡然早一年回家的原因。

1948年,联合国救济工程处提供了一批资金,用于购买设备,在湖南邵阳建立一个农村工业示范场。曾德超听说后,放弃了博士考试,回到农村工业示范基地工作,负责农业机械的研发和推广。

许多人做出了和他们一样的选择。例如,1948年在英国研究动物育种的动物饲养员安民决定带着最新的技术回家。在回家的路上,他还转到美国宣传国内进步运动。1949年回国后,他在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任教,是第一个开设中国“动物繁殖科学”的人。

大国的农业科学

1950年,时任北京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教授的戴兰芳在给在美国学习的学生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变化不是像1911年革命那样的表面变化,而是中国几千年来的重大变化...在我看来,这一变化是使国家繁荣强大、走向世界和谐的正确途径……”

富国必须首先加强农业,这是传统农业国家变得富裕和强大的唯一途径。

像戴·兰芳一样,那一代的许多学者经历了旧中国农业的落后状况,并到国外学习,接触最新的农业技术,但最终他们都选择了回国。

1950年担任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的植物生理学家和植物化学家唐培松在回忆录中说,“我是中国人,当然我想回中国。我的成长是由4亿人的血汗养育的。”唐培松年轻时,在清华大学学习拳击赔偿。他所说的“四亿人的血汗”是义和团赔偿。早在1948年解放前夕,当唐培松拒绝去南京时,他就说过同样的话:“清华是用全体中国国民的汗水和鲜血建成的。现在是时候把它还给人民了。”

梅贻琦校长来到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指导工作并拍照,梅贻琦校长在中间,戴兰芳在后排第三位。受访者提供了照片。

中国的现代农业起源于20世纪10年代,但从来没有一所完整的农业大学,甚至最基本的农业资源也被外来者攫取。戴兰芳在1932年写了一篇题为《外国人在中国采集真菌的检查》的文章,揭示了外国学者和传教士在中国各地采集标本并随意带出国的问题。他指出,甚至这些在中国生产的真菌的学名也是由外国人决定的。

戴兰芳希望建立中国人民自己的现代农业。事实上,这种期望正是新中国第一代农业科学家所做的。1939年,戴兰芳已经出版了九部《中国真菌杂志》,后来又出版了《中国真菌概述》,成为中国真菌学的基础工作。植物病理学家郁达夫建立了“植物病理学”和“植物检疫”等学科。植物病理学家沈齐一组织了农业气象学和农业科学研究部。

一个大国的农业科学在他们手中诞生并逐渐成长。

那一年的学生已经成为参天大树。

沈齐一是在革命中长大的科学家。1949年,当金进从清华农业大学转到新成立的北京农业大学时,沈齐一是接触最多的人。

1956年,北京农业大学决定搬出罗道庄。沈齐一是副总裁,负责选址。那时,金进已经毕业并留在了学校。他跟随沈齐一走遍了北京的东郊、西郊和北郊。罗道庄太小,农大需要自己的实验场和实验站。那时,他在北京四个方向都找遍了。南郊别无选择,地势太低。西郊选择了西郊农场,但由于分配问题而放弃了。东侧选择了农业展览馆的当前位置,但当时有一个大坑,所以没有资金填坑,所以被废弃了。北方的第一选择是韩家川村的西部,最后被改成了马连瓦”。

农大的校园不大。2000亩试验站和10000亩农田率先建成。金进负责实验站的建设。“那时没有地方睡觉。他和晚上建造校园的人住在一起,几乎没有回家过,”他说。

沈齐一在棉花收获场。受访者提供了照片。

金进后来担任科学研究部部长和农业大学副校长,并更多地从事管理工作。与此同时,同时被学校录取的戴·景瑞和史元春也在从事科学研究。

戴景瑞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留在学校教书,从事科研工作。他培育了10多个杂交玉米品种,共推广了1亿多亩。2001年,他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史元春,1953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农业部,长期从事土壤地理学和盐渍土的产生和改良。他是衢州盐渍土管理的代表人物。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1995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也有许多农业学者。70年前,它们还年轻,还是绿色的。他们跟随他们的前辈学习和研究。70年后,它们已经是中国现代农业的参天大树。在他们的阴影下,一代又一代的新学者继续他们的道路,继续为中国农业现代化事业而努力。

[参与者说]

向大师学习

鲁舒云(中国农业大学退休教授,甘薯育种专家)

2019年夏天,鲁舒云(左二)在家。受访者提供了照片。

1949年4月下旬,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点。我申请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和北京大学。结果很快被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接受。不久,我被告知北京大学农学院也接受了我。

9月25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招生办公室组织的学生会组织了一个由13名农学院新生组成的“北方小组”。当火车开往安徽明光站时,突然遭遇一架国民党飞机的空袭。火车不得不停下来。学生们从马车上下来。我不知道谁建议在站台上拍一张集体照。我还有这张照片。

1950年,学校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教学改革,允许所有一年级学生到卢沟桥农场进行生长季(4月-10月)实习。因为农学系是四个学生众多的主要生产系之一,除了一班,我们的一些同学被分配到四班,和农学系的学生在一起。

在卢沟桥学习,生活条件相对困难。生长季节开始前,必须做好整地和摘石等准备工作。吃饭时,他们坐在地板上吃玉米馒头、馒头、小米稀饭和泡菜。那时,没有教室,只是在广场上,老师在教,学生们坐在马扎上听课并做笔记。

我记得沈齐一、郁达夫、黄瑞伦等老先生讲课。他们在讲座中融入了一些英语,这在大学教授中很流行。

在耕作期间,每个班不仅要观察一种植物,还要观察其他事物,例如芝麻是如何生长的,芝麻是如何开花的,以及它是如何结出果实的。还有小麦。小麦种子收获前,他们必须到地里去看看它们是否纯净,是否有杂质,如果有杂质,就必须清除。这叫做去除杂质和不良杂质。这必须在小麦育种中进行,以确保纯度。

1953年夏天,在毕业前夕,人事部通知我,我被留用为助教,并被分配到农业部遗传学教学与研究小组任教。当时系主任徐才教授根据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安排了我的工作。例如,当米京九教授达尔文主义时,我想参考一下米京九解释的内容,并配合地图转向。当时,他被昵称为“拉丁美洲电影”。

我去过昌平农场带一年级的同学去实习。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的苏联专家谢鲲到北京农业大学指导科研,主要是小麦氮钾肥料试验,还有一些甘薯叶面喷施试验。徐才教授安排我参加他们的研究。

小麦肥料试验中有21种组合,加上两个对照,共23个样本,在生长发育期间,定时取样,分别测定叶绿素含量作为分析试验结果之用